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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

威尼斯人棋牌娱乐辅助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

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威尼斯电玩城手机app 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

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

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威尼斯人棋牌娱乐辅助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

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

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威尼斯人棋牌娱乐辅助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

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

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威尼斯人棋牌娱乐辅助原标题:伊藤诗织“胜诉”: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?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文 | 丁小猫前天,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。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,并且明确宣称:“对于当时处于‘酩酊’状态的伊藤,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。”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,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“胜诉”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。 日本电视新闻画面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,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。“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”,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,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,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:“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。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,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,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。”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,是在2018年夏天。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“准强奸事件”的纪录片,从他的只言片语中,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:“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”和“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”。比起强奸事件本身,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,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,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:日本之耻。 纪录片《日本之耻》剧照事情发生在2015年: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,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,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。几个月后,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,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,邀她一起吃个饭。伊藤诗织赴约了。喝了两杯清酒之后,她感到一阵眩晕,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。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,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——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,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:“你合格了。”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?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?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,伊藤诗织报了警,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,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。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,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,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,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?警察从餐厅、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,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,2016年6月8日,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“准强奸罪”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,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。7月22日,东京地检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,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。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2017年5月29日,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,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。她接受了《周刊新潮》的采访,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,尤其是日本女人,几乎没有。”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,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。2018年10月,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《Black Box》,“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,就是这样一个黑箱。”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,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。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,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,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——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,以每100万人为单位,英国是510件,而日本仅有10件——英国是日本的50倍。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,以每10万人为单位,美国是35.9件,英国是36.4件,日本是1.1件——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?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.6件,看起来和日本一样“安全”。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《Black Box》| 丁小猫 摄“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,不敢说出真相。”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。事实上,在对女性蔑视越强,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,被害者就越沉默。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,出于恐惧,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,出于害怕失去工作,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。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: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,仅有4%人的选择报警,而有75%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来源于同一个统计: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。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:女人为什么不呼救,女人为什么要沉默?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,女性警官只占8%。伊藤诗织在报警后,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,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。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,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,对方告诉她: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,没法帮你立案。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,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,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。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。“最让人震惊的是,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。” 某次对谈中,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。“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,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,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。”伊藤回答。在日本,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,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,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。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。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。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: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/3,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。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,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,大约是17%。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:2017年9月,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,11月,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。2018年6月,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,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,原因是“基于证据的判断。”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,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,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:“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,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。”如今,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,在这样一个社会,她选择独自战斗,她接受媒体采访,去学校做演讲,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,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。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: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(尽管经费远远不足),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(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)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:时隔110年,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,将“强奸罪”更名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,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(在伊藤的事件之前,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),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。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。然而,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,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。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,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,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。“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”,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,立刻被贴上了“北朝鲜间谍”、“SM娘”、“卖春妇”、“政治阴谋的棋子”等各种标签,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。在网络上,有人大骂她“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”。日本媒体集体失语,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不少人称“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”、“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。” 许多非议和讽刺来自同性。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:“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“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”。“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”。纪录片播出后,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:“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,一定会骂她。”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:“要小心那些‘枕营业’的女人,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。”2017年,当哈维?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,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: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“枕营业”的情况吗?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,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“营业方法论”和“女性武器论”进行讨论,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“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”,这也是日本的文化。这张是伊藤事件后,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,说她“枕营业大失败”。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,我读到过一段评论:“遗憾的是,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,不少批判来自同性。日本的女性会认为: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,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?”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,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:“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,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。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,时常会有男性发出‘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’‘女性自我意识过剩’的指责。我回到日本之后,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,还是沉默比较好。”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: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,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,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。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,在被教育不表达“NO”的文化传统中,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,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。个案当然是有的,例如2017年12月,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,“政治偶像”町田彩夏和“高中生社长”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,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——但声音越来越小,再无后续。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,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,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。她一直记得妹妹说:“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?”“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”出现在媒体面前时,伊藤诗织总是笑着,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:作为一个受害人,你怎么笑得出来?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,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,事实上,自从事件发生后,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。她甚至写过遗书,足足有三次。第一次是报案之后,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,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。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,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。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,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,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,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,她在出门前写下了“我绝对不会自杀,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”的话放在了书里。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,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,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:“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,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,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。”那段日子里,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,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,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。“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”,她这样想。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“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”,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,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,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?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,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:“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,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。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:“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?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,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。”与此同时,“女性活跃”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: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“国际女性会议WAW!”,2015年推出“女性活跃推进法”, 2017年伊万卡?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“性骚扰不可原谅”被反复强调。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:“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,即便是保守政权,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,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,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。然而安倍所谓‘女性闪耀的社会’,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,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。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,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,只要能这样,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。伊藤诗织的事件后,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,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。”“セクハラ”(性骚扰)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,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。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,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: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。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,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:“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,还是个大学生,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‘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’。虽然不喜欢这样,但在这过程中,说些随随便便的话,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。”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:“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,听到‘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’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。”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,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,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:“对于我来说,(比起性侵事件本身),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。真的变得绝望了。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,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。”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,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,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。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去了伦敦,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,BBC的纪录片播出后,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,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,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。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,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,今天得到“胜诉”的伊藤诗织,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?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: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,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,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?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,一份《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发布了,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,网友又争吵了一番,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,有人说“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,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。”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:“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,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。”事件发生后,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:“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”。今年9月,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,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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